2009年5月28日 星期四

田北辰反對教語微調背離民意

香港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長期受人詬病,已是公認事實。回歸以來,最令學生、老師和家長困擾的教育政策,莫如母語教學,加上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為求政治正確,速見成效,不惜罔顧現實,企圖一步到位,結果弄致天怒人怨,社會爭議不休。

母 語教學最大的弊端就是違反民意,甫推出即遭到學生家長全面抵制,但又推行得毫不徹底,一開始便保留一百一十二間英中,形成「一港兩制」的局面,結果造成英 中、中中互相對峙、優劣互見的根本矛盾。面對社會輿論猛烈批評,二○○五年政府曾經作出檢討,但發表的《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》報告書,弄巧反 拙,竟將問題進一步惡化。

政治正確言不由衷

原 因很簡單,因為報告書的幾點主要建議,包括英中若不能收到百分之八十五符合英語教育資格的學生,就要「轉車」改為中中,以及容許中中可調撥最多百分之十課 時提供英語延展學習活動,不但沒有實質解決問題,反而加劇中中的負面標籤效應,而英中也不滿政府在沒有增加資源下加強對英中的壓力,結果市場現實指揮一 切。

為了「護級」,避免「落車」,英中遂千方百計爭取家長支持,務求收取足夠符合接受英語教育的學生,因而進一步鞏固英中的優勢,令英中、 中中的分割局面永遠無法打破。當時負責改革報告書的工作小組主席,正是語常會主席田北辰,他本來就是殖民地時期精英教育政策的得益者,出身名校,留學海 外,但為了保持政治正確性,卻言不由衷,要強行說服普羅大眾母語教學對學生最好。

田北辰一類上流社會人士及一眾高官口是心非,爭相將子女送到海外接受英語教育的偽善行徑,恰恰是母語教學最終失敗的主因,因為美麗空言永遠不及實際行動更具說服力。

董 建華下台後,曾蔭權走馬上任,委任老謀幹練、手段圓滑的孫明揚出任教育局局長,收拾殘局。孫明揚不愧是官場老手,當年解決亞洲金融風暴後的地產困局,不提 取消「八萬五」政策,但推出孫九招,停建停售居屋、停止拍賣和限制土地供應,實際上已取消了舊有政策,並且即時取得實效。今天要改變不得人心的教育語言政 策,孫公故技重施,同樣不提取消母語教學,卻推出微調方案,實質就是明修棧道、暗渡陳倉,放棄母語教學。

母語教學徹底失敗

所 謂微調方案,就是避免母語教學政策推倒重來的爭拗,直接拆除中中和英中的二分框架,容許每間學校有更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,有教無類,因材施教,按照學生的 不同需要、教師能力和準備情況,以及學校實際支援措施,決定教學語言。在同一間學校內,學校當局可以決定選擇「分班」、「分組」、「分科」、「分時段」或 混合形式,採用最合適的教學語言安排。因此,今後學校將不會再分為中中和英中,而是不同班別,都會因應學生能力而決定教學語言。

鑑於二○○四年一項研究指出,全港最多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升中學生有能力以英語學習,所以相信不可能所有班別都可用英語教學。教育局的微調政策,建議只要個別班別有百分之八十五或以上能以英語學習的學生,便可實行英語教學。至於其他班別的學生,主要仍會以母語學習學科。

但 為了加強學生的英語學習環境,教育局的最新建議,是讓學校把用於英語延展教學活動的課時比例上限,由原先提出的中一百分之十五、中二百分之二十和中三百分 之二十五課時,劃一上調至在初中每級百分之二十五,加上英文科一般已佔總課時約百分之二十一,實際上初中學生以英語學習的課時,已超逾一半。由是觀之,再 以英中、中中劃分學校已經不合時宜,所謂負面標籤效應相信在未來也會消失於無形。

香港是國際大都會,金融、商貿是本港主要經濟命脈,英語是 不可或缺的生存條件,也是香港過去一直擁有的比較優勢。事實勝於雄辯,雖然殖民地時期的精英教育制度也有不少弊端,但目下社會各界精英,卻幾乎盡是過去精 英教育的產品。家長普遍望子成龍,希望其子女接受優質英語教育,既屬人之常情,也有其現實理性。

回歸十一年,政府強行推行母語教學政策已經 證明徹底失敗,是不爭的事實,如今痛定思痛,改弦更張,以微調方案撥亂反正,實質放棄母語教學,是勇於改錯、面對現實的態度,值得支持。田北辰一類不為自 己過去推行錯誤政策悔疚,反而要拖住政府後腿,反對教育微調方案,要求押後實施,不單昧於現實,更違背民情,實在不知居心何在。

教育是現代 文明社會賦予不可剝奪的人權,應該不分階級種族,人人得以平等享用,如果只有富裕階層和達官貴人的子女才有權接受優質英語教育,基層階級和普羅民眾之下一 代就要被迫接受次等母語教學,強行取締過去行之有效的社會流動階梯,讓貧富懸殊和階級分化長期延續下去,則不管理由說得如何冠冕堂皇,也是騙人的鬼話,最 終一定不會得到社會廣泛的認同。

虛心納見才有希望

今次高調刊廣告反對微調方案及自稱「阿田」企圖扮作普羅百姓的田北辰以為得分,其實不然,因為他養尊處優,不食人間煙火,以為自己為民設想,實質卻是脫離群眾,違反民意。

事實上,他提出的美國波士頓的經驗根本比擬不倫。我不知道有關研究怎麼做,但肯定唐人街的華僑一定不會與田北辰一般見識,一定要求英語教學。因此,要在政途上更上層樓,有所發展,看來田北辰必得洗心革面,虛心聽取和了解普羅大眾意見,才有希望。

假如我是校長……

聽說教學語言的「微調方案」已經通過行政會議,指日公布。

報 章上卻已經有了很多的討論。從眾多的議論看來,這個方案必然引起意見的分歧,一定不是一個共識方案。而事實上,在香港目前的政治文化來看,香港社會不可能 再在任何問題上產生任何共識方案。一則香港社會的多元化,已經超乎許多其他地方;在許多政策問題上,多元意見的不只是政策內容,而是很少有社會共享的一些 基本假設與原則;也沒有尋找或辯論這些共享假設與原則的意欲與平台。二則香港已經養成了一種不同意見之間勢不兩立的潛在文化,共存意識非常薄弱,沒有多少 達到共識的意圖。

搞好語文辦學基礎

像 教學語言這麼複雜的問題,十個香港人也許可以有十種意見,十個校長可以有十種期望。在這種前提下,孫明揚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而設計出來的「微調方案」,其實 是一個希望能夠滿足大多數期望的「涵蓋方案」。這個方案的出現,一方面是社會上對於香港語言水準普遍不滿,政府不得不做出反應;另一方面是學校中的語言政 策,已經到了幾乎走不下去的地步。但是既然是涵蓋方案,固然可以讓各類學校「各取所需」地運用,也必然可以招致各類政治力量「各取所需」的攻擊。相信政府 也應該早有準備。

教學語言,像其他教育政策一樣,每一個市民可以起碼以三種身份去面對:家長、僱主、公民(corporate citizen)。但是最終受影響的,是學生;最終去實現的,是學校的校長。

假如我是校長,我會怎樣面對?

假 如我是校長,首先我會想:辦學的「核心業務」是學生的學習,是為學生準備他們的未來。「兩文三語」是今天香港社會的必需,是一切學習的底線。無論學生來自 怎樣的背景、他們目前的語言程度如何、他們的學業成績如何,我作為校長,有責任在為他們打好扎實的語文基礎。這一點是辦學最起碼的。我知道我沒有討價還價 的餘地,也沒有任何怠慢的借口。

流利英語絕無僅有

假 如我是校長,我會告訴自己,周圍的環境是惡劣的,校長們擔心的是學校能否辦得下去,擔心的是何時會面臨「殺校」的命運。有些校長,為了保住學校的前途,用 盡種種辦法,為學校做包裝、為學校造聲勢;希望迎合家長的喜好,保住招生的數量和質量。但是我也知道,一時的招徠,敵不過時間的考驗。只有處處為學生打 算,盡自己的本分,才會最後得到社會的承認。假如盡了本分,客觀環境還是不利,那也不是一兩招旁門左道可以改變的。但是我還是堅信,真正為學生,社會總有 用得着我的地方。

假如我是校長,我會誠實地告訴自己,用英文課本、教師全部用英文上課、考試考英文卷子,已經是香港的現實生活中很難出現的 事。除了英語,要能夠用流利的英語上課的教師,已經絕無僅有。我的校長朋友說英語教學要從科學和數學開始;他們不是不知道,科學和數學,是最難找到英語像 樣的教師。我看過有些有傳統的學校,的確戰戰兢兢地保持真正的英語教學環境,我很羨慕,也很欽佩;但是這樣的學校少之又少,而且有這樣條件的學校愈來愈 少。在新興的「英文中學」之中,真正的英語教學環境更是稀少。「掛羊頭賣狗肉」,又以新的包裝出現。我沒有動機去揭發他們,但是我覺得這是不誠實,是欺騙 家長,很不專業;要我這樣做良心上過不去。最重要的是,這樣對於學生學習語文,一點好處都沒有。

假如我是校長,我會不斷警惕自己,不要掉進 「教學語言」標籤的陷阱。有些校長朋友告訴我:掛上了「英文中學」的標籤,報名的學生數量與質量就會直線上升。這可不是我的觀察。標籤只能吸引家長於一 時,經不起時間的考驗。我看過學校因為「中文中學」的標籤而招生下降,但是不出三年,家長們的信心又回來了。我也看過「英文中學」開辦的時候招生甚佳,但 是不出兩年,家長們都不敢來了。我還是相信,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」,況且現在的家長聰明得多了。

假如我是校長,我也會很痛惜,我的許多校 長同輩,每天還是沉浸在爭取成為「英文中學」的幻夢之中;更把「微調方案」允許少數科目用英語教學,看成是脫離「中文中學」的捷徑。他們不明白,很現實地 說,爭取少數兩、三科用英語教學,不是脫離了「中文中學」的面目,而是暴露了自己對於用中文教學的沒有信心,把自己降為「二等」英文中學。結果只能是弄巧 反拙。他們不會不明白,不是悉心地去塑造學好兩文三語的環境和方案,學生的語文學習不會成功。家長關心的是子女的語文是否真的好,而不管是用什麼方法學 好。

語文學習關鍵在經歷

假 如我是校長,我會不斷告訴自己,所謂「教學語言」,不再是學生「兩文三語」學習的關鍵。我逐漸看到,而且是愈來愈清晰地看到,學生的語文學習,關鍵是學生 的語言經歷,而這些語言經歷,遠遠超過課本與考試。比如說,我不會覺得有條件要學生全部用英文來學習科學,但是在用中文教學之餘,我會運用「微調方案」給 予的空間,讓學生接觸大量的、書面和網上的、採之不盡的科學材料。成本很低,教師容易勝任,也真正符合今天學習科學的需要。幹嗎我要幹吃力不討好的事:勉 強要把科學科變為全面的英文教學?

假如我是校長,我會很痛心。我們當校長的,責任就是按照學校的環境、學生和家長的特點,因地制宜、因時制 宜、因人制宜,靈活地為學生塑造最好的學習條件和環境。我的一些校長朋友,放棄了這樣的專業權利和學校自主的空間,希望政策給予的是限制和屏障,因此可以 逃避應有的責任和競爭。因此把「微調方案」 一些允許性的措施,看成是方向性的指令;因此把一些積極的鬆綁空間,看成是消極的放縱。

假如我是校長,我會不相信學生的能力,是可以用目前的學業成績來評定的,也不相信可以用學生目前的能力,來限制他們未來學習的機會。我會對學生有無限的信心,對他們寄予無限的希望。我主持過的學校,都給了我這樣的信念:我們總是低估了學生!